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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和5年
作者:杨正钦  发布时间:2017-09-27 11:46:01 打印 字号: | |
  “塔台您好,我是国航CA7120,请求着陆。”

  “国航CA7120可以近进,36L。”机长在仪表的指示下缓缓降低高度,安全着陆。可就在今年3月份以前,在首都机场36L跑道降落对驾驶员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因为这条跑道下滑道2区结构指标已经接近极限值,尤其是在仪表着陆系统距离入口2.2Nm至0.7Nm的范围内,下滑信号会发生抖动。而飞机在雾霾天等能见度不高的情况下进行降落,需要完全依靠仪表来进行“盲降”,如果仪表不能稳定地接收到下滑信号,飞机的降落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民航华北空管局经过分析发现,造成信号抖动的原因是村民在跑道西侧围墙外种植的树木太高,干扰了下滑信号。遂于2011年6月致函首都机场,建议伐移跑道西侧的树木,清理信号干扰源。为此首都机场多次找到承包林地的村民们协商,表示树木影响了航空安全,要求无条件伐移;而村民们则认为自己承包该地块种树已经很多年了,坚决不肯没有任何补偿就伐移,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首都机场无奈找到相关部门请求解决此事,一圈儿工作做下来,双方仍然僵持,五年来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

              法治思维 法院参与前期调解

  树木越长越高,对航空安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按照行业标准涉案地块的植被高度应不高于30厘米,可现在个别树木已经高达28米。2016年1月,首都机场再次请求相关部门处理该问题。顺义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召开了协调会,在协调会上有部门领导提出,区法院最近几年开展多元化解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建议邀请区法院参与调解工作。区法院领导在接到邀请后,考虑到该地块位于天竺镇,派出了时任天竺法庭庭长的付全立参与了调解。与双方进行了几轮协商以后,付庭长发现了双方矛盾的根源——首都机场认为自己无需支付补偿款,因此村民坚决不肯伐移树木。

  为了打破僵局,付庭长向首都机场解释道:“航空安全属于公共安全范畴,涉及公共利益,受法律保护;但村民在承包地上种树也是合法的,树木作为村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同样受法律保护。你的目的是把树挪走,确保航空安全。眼看着春节临近,工人都要回乡过年了,找不到人伐移树木,就又拖下去了。春运期间,要真因为这些树出个万一,那损失可就大了。这事儿都五年了,不如趁着现在还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村民也有调解的意愿,给村民一定的补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付庭长的耐心说服和区政府的协调下,调解终于出现转机,首都机场同意支付一定的补偿款。

  首都机场同意补偿,就有了调解的基础,可双方对补偿数额一直争执不下。5年来久拖不决的矛盾严重地伤害了双方之间的信任,眼看着不能拿出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方案,而下降信号受到干扰的36L跑道仍考验着机长的驾驶技术。大家心急如焚,这时付庭长转换思路,表示既然不能提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补偿标准,不如由双方协商共同选定一个中立的评估机构对涉案树木的价值进行评估。这一提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经协商双方共同选定了某评估公司进行评估。付庭长又对大家说:“这事儿已经拖了5年了,这次决不能再拖了。评估机构是咱们自己选的,自己选的机构评估出的结果咱自己就得认。”为了保证纠纷快速有效的解决,尽快排除航空安全隐患,双方在付庭长的建议下签订了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协商选定评估机构,且无条件认可其评估报告。

  签订协议后,村民李大发却提出:“我从98年承包该地块开始,种了6000多棵树,万一评估价格太低的话,我就太亏了。如果我觉得评估价格太低,我应该有权要求重新评估。”由于他的树最多,在村民中的影响力也很大,受其影响,另外两个村民也提出了相同要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首都机场丧失了调解的耐心,于1月26日一纸诉状将李大发等三人诉至法院。

             多元化解 5天解决5年难题

  1月27日,案件受理的第二天,付庭长组织召开了法官会议,向大家介绍了案件情况。得知评估仍在进行后,大家一致认为该案仍有调解的可能,并确定了“航空安全是大事,影响航空安全的树一定要伐移;树木作为村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伐移应该给予补偿”的调解原则。

  评估公司在周末完成了评估,2月1日周一一大早,首都机场将评估报告提交至天竺法庭。承办案件的杨秀芝法官询问了双方当事人关于调解的意见,确定当天下午到双方选定的地点进行调解,以避免严肃的法庭给当事人带来压迫感。而原本已经答应按照评估报告进行补偿的王建军等四人听说首都机场和李大发闹到了法院,担心自己按照评估报告拿到的补偿比他少,又找到首都机场要求重新议定补偿方案。因此,首都机场在2月1日上午以相同案由将王建军等四人诉至法院。

  为了使关联案件得到一并处理,保证不留后遗症地解决此事,顺义法院立案庭、天竺法庭对这四个案件开启了“绿色通道”,案件刚一立案,案卷就被送到了调解现场。而此时李大发和首都机场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李大发说评估报告中把自家一棵直径12厘米的树写成了10厘米,并以此为由质疑评估报告的准确性,拒绝承认自己当初签过的协议,要求重新评估。首都机场认为李大发的质疑没有依据,而且就算是写错了直径,两者的价格也并没有太大差距,况且重新评估又要耽误很长时间,万一到时候李大发又挑毛病,那航空安全还怎么保障?为了避免矛盾激化,杨法官提出双方先休息一会儿,并抓紧时间翻阅了新收的四本案卷,发现了本案的突破口——薛家庄村委会作为集体组织最容易做通工作。经过耐心劝说,该村委会同意按照评估报告中的金额进行补偿。从村委会打开突破口以后,杨法官连续做通了王建军等几个树木不多村民的工作。而此时时钟已经指向了晚上9:30,连续8个小时的调解让中午只喝了一碗鸡蛋汤的杨法官及其法官助理精疲力竭,当事人也已疲惫不堪,因此法庭组织双方在第二天继续调解。

  2月2日上午,付庭长召集天竺法庭全体干警讨论前一天的调解工作,杨法官在会上回顾了前一天的工作,明确当天的工作重点为李大发。七个案子中李大发的涉案金额最大,在涉案村民中的影响力很强。说服了李大发,问题基本上就能解决了。天竺法庭另一位法官王竞隆提出:法官和李大发素未谋面,缺乏信任。若能让李大发所在村的村委会先出面做一下工作,就可能缓和李大发与法官的对立情绪。李大发质疑评估报告,首都机场认为即使错了价格也差不多,而且时间也不允许重新评估。法官在评估树木价格方面缺乏专业知识,但政府有关部门却可以联系专家对树木的价格给出一个专业意见,对于专家说的话相信双方都能接受。

  王法官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为了使该方案得到更有效的实行,王法官主动请缨代替杨法官主持当天的调解。之后王法官联系了李大发所在村的村委会和有关部门。村委会在当天上午找到李大发在村里关系不错的亲戚朋友对李大发进行了劝说。有关部门也就树木价格咨询了专家,专家认为直径相差2厘米,价格会有差距但没有李大发说得那么大,有关部门及时将专家意见反馈给了王法官。下午刚一开始调解,李大发对法官的态度果然已经不再那么抵触。见状,王法官把李大发叫到了一边,看着远处降落的飞机,问李大发:“坐过飞机吧?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最危险么?”

  “知道,降落的时候。”

  “是啊,你坐飞机回北京也可能在这条跑道上降落,要是知道跑道不太安全的话你怎么想?”

  李大发静静地看了会儿降落的飞机,向王法官说:“我不重新评估了,虽然报告确实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么多飞机,那么多人,我也不争了。”王法官刚松了一口气,准备组织签订调解笔录时,双方却又发生了新的争执:村民坚持要求首都机场先支付补偿款,而首都机场则要求先伐移树木,因此双方都不肯在调解笔录上签字。

  鉴于双方互不信任,王法官向村民解释道:“大家不签字,法院没办法固定调解成果,也就没法监督首都机场给钱。及时签订调解笔录不仅是为了顺利伐移树木,更是为了保护大家,保证咱们能拿到这笔补偿款啊。”双方这才在调解笔录上签了字。当盖完章的调解书送到当事人手里的时候,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激动之情溢于言表:“5年了,整整5年了,这事终于要解决了。”

  调解书生效以后,首都机场立即开始伐移树木。这时李大发的妻子找到村委会说调解书没经过自己同意,不能算数。付庭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杨法官和王法官会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往村委会,在付庭长和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耐心说服下,李大发的妻子认可了调解书的内容。

  从1月27日讨论案情到2月2日调解书生效,仅仅5个工作日顺义法院就解决了影响首都国际机场飞行安全长达近五年之久的难题。在该案的处理过程中,顺义法院与区相关部门多方联动,把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在法律框架内最大化地保护双方的合法利益,最终促成了争议的圆满解决,至3月中旬,33247棵树全部伐移,首都机场也如约支付了补偿款。

  “塔台您好,我是国航CA7120,请求着陆。”

  “国航CA7120可以近进,36L”机长成功着陆以后,激动的拨通了师傅的电话:“师傅,我第一次盲降安全着陆了!”

  “小子,不错,在哪条跑道啊?”

  “首都机场,36L。”

  “嘿,你赶上好时候喽,再早几个月,像你这样的菜鸟还真不一定能在那盲降得了呢。”

  就这样,首都机场少了一个检验机长技术的“考场”,换来了更多飞机的安全降落,飞行安全终于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责任编辑:梅玉兰